通远门，依崖壁而建，是从陆上进入重庆城的最后一道关隘，也是古人从重庆去往四川其它地区的起点，故而取名“通远”。从通远门往西行四十里，翻过二郎关石垭口，再往西，便来到了白市驿。
最闹热的驿站，莫过于走马场。往来商贾、力夫络绎不绝，说书的，喝茶的，住店的，打尖儿的，演绎着这条不足千米的石板老街曾经的辉煌。
《巴县志》里记载：（重庆）正西陆路八十里至走马岗交璧山县界，系赴成都驿路。尽管崎岖，这条全长逾千里的古驿道，已是当时成渝之间最便捷的通道。民间有谚语称：“五驿、四镇、三街子、八十四塘拢成都”。
如今的成都人也很难说清，路牌上“东大路”的具体起止点。而在明清以来的数百年里，“东大路”曾经特指从成都出发，翻越龙泉山，过资阳、简阳、内江，一路向重庆蜿蜒的那条古道。
一条古道串起了巴蜀文明，在悠悠岁月里，它见证着川渝两地文人墨客的风流，商贸往来的繁荣，它更是为后人留下了数不清的传说故事和珍贵财富。
“马喷白沫尾横杆，驿卒嘘嘘不停鞭。百姓惊呼两侧倒，贵妃荔枝送长安。”这是流传在隆昌民间的一首小诗，它生动地还原了驿卒为送荔枝，在驿道上飞驰的场景。路上的行人惊呼着倒向两侧，为运送荔枝的马匹腾出道路，或许，他们早已习惯了这条路上的风驰电掣，人来人往。
隆昌自古在成渝古驿道的中间点上，“以弹丸而当六路之冲”，说的是隆昌处于东南西北6条大道交会的要冲之地。正因为这特殊的交通枢纽地位，牌坊，成了隆昌人见得最多的事物。
禹王宫山门坊，形制为四柱三门三重檐五滴水的青石单面雕花牌坊，原本为禹王庙的山门。它的雕刻华丽精美，明间正上匾里，“蜀楚承灵”四个大字十分醒目。依据年份的落款位置，这是全国石牌坊中唯一一个以从左到右的格式进行书写的。
隆昌石牌坊群中，还有三座世所罕有的“多人共坊”的牌坊，一座是为朝廷旌表的5位孝子建造的孝子坊，还有两座为“节孝总坊”。奇怪的是，在这座节孝牌坊里，唯孝子彭志仁为男性，居于牌坊北面左侧匾，这种多人共坊，甚而男女同坊的现象实属罕见。
据《隆昌县志》记载：隆昌境内沿6条古驿道建有石牌坊69座，另有171座庙观的镇山门坊，不过现在仅存的只有17座，每一座都有略微不同的造型，每一座都承载着一个人，或是一个家族，不可忘却的前尘往事。它们像一部立体的史书，记录了隆昌“因道置驿、因驿置县、以道兴城”的历史轨迹。
牌坊之下的古驿道，虽然没有精美的雕刻和动人的故事，但车轮碾过留下的深深印记，仍在默默讲述，等待着有缘之人的聆听。当跨越千年，一条崭新的铁路即将穿越这片古老的土地，无数埋藏于大地之下的秘密被一一发现。
1950年，成渝铁路开工建设，铁路同公路一样，同样选择了成渝古道“东大路”的走向。令人惊喜的是，施工过程中，沿线各地时不时地有文物出土，西南军政委员会出示布告，望各地切实加强地下文物的发掘和保护工作。随即，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组团开始对沿线文物进行实地考察与鉴定。
经邓小平推荐，时任重庆大学教授的张圣奘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成渝铁路沿线考古调查小组组长，与成渝铁路筑路队同时前进。周叔勋是资阳人，1951年被调到《资阳农民报》当记者的时候，成渝铁路已经修到了家门口。
不过，周叔勋发现，铁路修到资阳，却改了线。成渝铁路资阳段，为避免受沱江水患影响，同时为城市让道，原本沿沱江穿城而过的铁路线，被改为沿资阳城外绕一个大圈。
此时，张圣奘和他的考古调查小组正在资阳。他在《我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始末》一文中写道：1951年3月到达资阳，在城关三贤镇西南黄鳝溪发现龟化石，我从地质土层仔细观察，觉得有开挖的必要，征得刘县长的同意，召集民工开挖十多天未见实物。其时阴雨连绵不断，积水颇深，乃用农民水车抽水，昼夜工作，每晚用汽灯照明，在积水抽干后，塘底泥浆很厚，无法再抽，都说未见实物。我脱掉鞋袜，走到泥浆中，忽然踩破一块化石头骨，刺痛脚板心，我就用手捞起一块破了的头骨，我又用手摸到几块碎片。
这件珍贵的头骨化石送到北京后，郭沫若亲自指定，由第一件“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享誉世界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主持鉴定研究工作。
在资阳九曲河挖掘出土的头骨化石，尺寸较小，表面平滑圆润，额部较丰满，属于晚期智人类型。经过长达6年的研究，裴文中、吴汝康教授认定，该头骨化石为35000多年前的女性化石，年龄在50岁左右，并将它命名为“资阳人”。“资阳人”的发现轰动世界，而在成渝铁路沿线，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历史文化遗存被一一发现。
因为成渝铁路的通车，永川这个昔日寂寂无名的小县城，开启了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一大批工厂、企业、配套设施开始兴建。永川上游水库与成渝铁路的直线距离只有十多公里。1972年，水库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当中。建设过程中，竟然挖掘出了一具震惊世界的恐龙化石。这具得以幸运地完整保存下来的恐龙化石，被定名为“上游永川龙”，如今是重庆自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又名重庆博物馆，它的诞生正是源于成渝铁路沿线上的一次又一次惊人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发现后，中共中央西南局为推动西南地区文物保护和文博事业发展，于1951年在重庆成立了西南博物院，这便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前身。西南博物院成立后，博物馆人在巴蜀大地做了大量文物征集和考古发掘的准备工作。
1954年，考古工作者在昭化宝轮院和重庆冬笋坝巴文化遗址中发现大批船棺葬，这让学界意识到，船棺葬不仅是巴文化的丧葬习俗，蜀文化也有同样的传统。此外，在语言、风俗习惯、巴蜀墓葬出土器物的形制与纹饰等方面，都能看到巴蜀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
到历史的车轮驶入2020年，巴蜀大地再次掀起融合共建的热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成渝两地文旅进入深度融合。一条崭新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再一次将那些散落在巴蜀大地上的珍宝串联起来，它们熠熠生辉，仿佛是对那条沉寂千年的古驿道，最好的告白。
2020年10月15日，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旅融合高峰论坛上，重庆的合川区、璧山区、铜梁区、渝中区和四川的营山县、冕宁县，被评为文旅融合的典范。而在一场有450万人次参与的网络投票中，峨眉、洪崖洞、武侯祠·锦里、解放碑、眉山三苏祠、成都IFS、重庆来福士等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成渝十大文旅新地标”。
千河汇江，一脉相连。在两个文明的相遇相融中，巴蜀大地千年命运与共，携手向前。
